那些悄无声息复出的官员们

随着网络舆论监督力量的增强，网友总能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挖出“猛料”。在陕西省林业厅官网上，网友发现两位去年因“华南虎照事件”被免职的官员朱巨龙、孙承骞又以“省林业厅领导”身份出现。该厅官员称，陕西省林业厅并未恢复二人职务，去年被免职后保留了级别和待遇，从级别上算，仍是厅级领导。【详细新闻】

三聚氰胺事件是父母们的噩梦，直接造成了我国奶粉业的重新洗牌，还导致国际市场质疑所有中国产品质量，严重打击了我国出口企业。当时被问责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旋即升职为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后又返京赴任，就职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副司长。【详细新闻】

去年6月28日，由于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对女学生李树芬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门前，引发了震惊中外的“6·28群体性事件”。事后，瓮安县原县委书记王勤因对事件处置不当被撤职。日前，有媒体披露王勤成功做完“官场俯卧撑”，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详细新闻】

曾让千万网友既愤怒又心痛的山西临汾“黑砖窑”虐工事件，导致山西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被就地免职。可是撤职后没几天，他就以县长助理的身份继续开展工作。【详细新闻】

政治责任VS法律责任

官员被问责主要分两种情况。一些被问责的官员，没有涉足具体的案子，只需要承担领导责任和政治责任；另一些被问责的官员，同时也是腐败、犯罪活动的当事人，除了承担政治责任之外，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承担法律责任的官员，法律有明确的规定。相比之下，官员承担政治责任的随意性较大，缺乏规范化和制度化。在老百姓看来，免职好像是对官员最大的惩罚，实际上这个处分可能是所有处分里最轻的，因为它是封闭的，在行政系统和党政系统内部的这种封闭性，外在很难监督。一种无法监督的惩罚，很可能异化成一种保护官员的手段。

 针对行政问责，各地都有自己的地方政府规章，不仅相互之间内容不统一，而且还存在着违反上位法的情况。【详细新闻】

有中国特色的官员问责制，路在何方？

我国现有的行政问责法制建设有三大瓶颈。一、问责事由的规定欠周详。二、问责责任形式的规定过于狭隘。完整的责任形式体系应包括道德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四种，实践中只注重于追究行政责任，回避追究法律责任，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也远远不够。三、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追究责任的程序缺乏可操作性。《公务员法》的处理程序和现行行政权力体制相矛盾，对政务类的公务员难以问责。

因此，健全国家问责制度已成燃眉之急。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可做：

一、优化行政问责环境。大的方面，是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法律制度的健全。小的方面，则是指职责权限的明确划分和政务公开。

二、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滥权必追究”，教育与惩罚并重、罚过相当。

三、明确问责主体。完善“同体问责”，加强“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指政府系统以外的问责主体，包括人大、司法、政党、团体、新闻媒体以及公民个人等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问责。

四、完善问责程序，提高问责效能。按问责程度与其责任大小相当的原则进一步规范自我问责和组织问责的方式和程序。如完善检讨、道歉、请辞、免职等问责方式和操作程序，明确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政治道义问责程序等。